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是一个审时度势，而且又能巧妙地发挥幽默力量的谈判代表。
一次，摩萨台为伊朗石油价格问题与英国代表谈判。
英国人还聘请了一个经济学专家、美国人蒙夫里尔·哈里曼。
当摩萨台提出对一桶石油所要求的额外份额超过了一桶石油的全部价格时，哈里曼大不以为然，使出他专家派头说：首相先生，如果我们要理智地讨论问题，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摩萨台把他看了好一阵子，带着狡黠的神情问：什么样的原则？
哈里曼摆开了经济理论家的架子，说：例如，没有一件东西的局部比它的整体还要大。
摩萨台做了个怪相，慢慢地说：这个原则嘛，不一定站得住脚。
好吧，我打个比方。
比如狐狸吧，它的尾巴往往比它的身子还要长。
说完，摩萨台首相倒在沙发上笑得人仰马翻，英国代表和哈里曼也跟着笑起来。

巴基斯坦著名主持人穆哈米在一台晚会上主持节目，鬓发斑白的影坛老将雷利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上台来，艰难就座。
人们自然担心他的健康，所以穆哈米问道：你经常去看医生？
是的，常去看。
为什么？
因为病人必须去看医生，这样医生才能活下去。
你常去药店买药吗？
是的，常去，因为药店老板也得活下去。
你常吃药吗？
不。
我常把药扔掉，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70年代，埃及和美国就中东战争举行和平谈判后，萨达特和基辛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美国是不是从现在起不再给以色列空运军用物资了？
萨达特虽然此时他已十分清楚地知道美国空运即将结束，但他还是回避了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应当向基辛格博士提出。
基辛格立即说：幸亏我没有听见这个记者问的是什么。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哈理斯的朋友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却冷若冰霜，没发一言。
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
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问道。
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
朋友说。
那么你为什么对他还是那样客气？
哈理斯问他。
朋友答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苏联著名外交家莫洛托夫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外交部长，他很善于在外交场合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工党的一位外交官向他发难，说：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辈是矿工，我们两个究竟谁能代表工人阶级呢？
莫洛托夫面对挑衅，不慌不忙地说：你说得对，我出身贵族，而你出身工人。
不过，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

弗洛伊德70岁生日宴会上，一位亲戚问弗洛伊德，他是否能把自己的工作做个概括。
教授想了想说：我们领着病人走出精神烦恼，使他们恢复共同的痛苦。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维格纳以温文尔雅出名。
有一天，他到修车站取回自己的汽车，发现账单上的数目差不多是原来报价的两倍。
维格纳结结巴巴地问修车师傅，账单是不是弄错了。
修车师傅破口大骂，说那些呆子教授，全是吝啬鬼。
维格纳照单付款，转身离去，然后转过身来说：可是对不起请问我可以要你见鬼去吗？

13岁的米开朗基罗来到绘画大师吉兰达约的画室，请大师收他当学生。
吉兰达约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考试之后，点点头，说道：我收你做学徒吧，但你必须在第一年付给我6枚弗罗林。
我什么也付不起。
吉兰达约尖锐地说：你家的人并不穷呀。
既然你父亲想要你当学徒 我一提起画画的事，父亲就打我。
如果你告诉他我已经收下你，他不会打你吧？
能使我不挨打只有一个办法：您第一年付给我6枚弗罗林，第二年付8枚，第三年付10枚。
世上哪有这等事，我可闻所未闻！ 要不我就不来为您做事。
米开朗基罗成功了。

美国经济学家葛尔布莱谈到自己女管家的耿耿忠心。
他说，他有一天感到特别劳累，吩咐艾梅莉在自己午睡时任何电话也不接。
一会儿，白宫打来了电话。
请找葛尔布莱，我是约翰逊。
原来是总统的电话。
他在午睡，嘱咐过不要叫他。
总统先生。
把他叫醒，我有要紧事。
不，总统先生，我是替他工作，不是替您工作。
事后，葛尔布莱向总统表示歉意，总统非常赞赏地说：告诉您的管家，我要她到白宫来工作。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的最后一页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
然而，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
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谁也不能更改领袖的手迹，谁也不敢去问他本人。
当时，竟然真冒出两名教授为《真理报》专栏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和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绝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
文章清样出来后，编辑为防万一，决定还是让斯大林过目一下。
没想到，领袖读后，又作了一个新批示：笨蛋，此系笔误！

一次，当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莱因河畔法兰克福逗留时，酷爱艺术的银行家拉登堡邀请他去吃晚餐。
勃拉姆斯接受了邀请。
第二天晚上，主人高兴而又充满自豪地把勃拉姆斯迎进客厅，只见桌子上已摆上了许多瓶葡萄酒。
亲爱的博士先生，主人说，您的光临使我感到万分荣幸！为了这令人高兴的时刻，我从酒窖里拿出了最好的名酒。
请您品尝！这是我的葡萄酒中的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的目光从斟满了酒的酒杯转向银行家。
然后，他端起酒杯，带着行家的表情品尝了一下。
不错！他终于点了点头，很好！不过，如果这是您的酒中的勃拉姆斯，那么，您最好还是把贝多芬拿上来！

毕加索18岁时，创作了自己第一幅铜版刻画。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斗牛士。
不过，他没想到，真正的图象在印刷时必然是左右易位的。
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左手待着长矛的斗牛士时不禁大吃一惊。
毕加索对自己犯的过失闷闷不乐，几乎要将铜版刻画一毁了之。
幸好此时计上心来，将这幅铜版刻画称为左撇子。

达·芬奇创作态度极严谨。
他作《最后的晚餐》，终日凝视着画幅，偶然才动几笔。
教堂里一位副院长向委托人米兰大公汇报，说达·芬奇整天游荡。
当大公问及时，达·芬奇和蔼地回答：画家必须想好了才可以动笔，特别是两个头至今我画不好。
一个是基督，一个是犹大的。
我想不到一个人得到那么多好处，竟会背叛其恩人。
不过，为了快一点，我发现这位副院长的头是可以放在犹大的身上的。

一个学生请教苏格拉底：结婚与不结婚究竟何者为好？
苏格拉底说：有这样想法的人，取任何一种都是要后悔的。

记者问华特·狄斯尼成名后的滋味。
他答称：要看足球赛，可借声名之助订到最佳座位，这滋味当然不错。
可是要拍一部好电影，要在玩马球时打一杆好球，或者要我女儿听话，声名却毫无帮助。
不论声名多大，跳蚤也不肯放过我家的狗。
要是身为名人而强不过几只跳蚤，做名人就没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