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谢里登从朋友处回来，走到伦敦街上，迎面碰上了两个皇家公爵，这两个人平时总要挖苦这位作家出身的议员。
他俩很亲热地与谢里登打了招呼，其中一个拍拍他的肩膀说：喂，谢里登，我们正在争论这个人是更无赖些呢还是更愚蠢些。
哦，谢里登立即抓住他们说，我相信我正处于这两者之间，这就是答案。

但丁在一次参加教学的仪式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以至在举起圣餐时竟忘记跪下。
他的几个对头立刻跑到主教那里告状，说但丁有意亵渎神圣，要求予以严惩。
在宗教统治的中世纪这一罪名可非同小可，何况他还是个反教皇党人。
但丁被带到主教那里，他听过指控以后，辩解说：主教大人，我想他们是在诬篾。
那些指挥我的人如果像我一样，把眼睛和心灵都朝着上帝的话，他们就不会有心神东张西望，很显然，在整个仪式中，他们都心不在焉的。

一次，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1825-1899年）去美国演出，大为轰动。
他身材很高，仪表非凡，特别是他的弯曲长发，很引人注目。
一位美国妇女想办法得到了一束斯特劳斯的长发，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向他索取头发，作为纪念，一时竟成了斯特劳斯的头发热。
好心的斯特劳斯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因此有些人为他担心。
斯特劳斯离开美国时，许多人前来送行。
这时，只见他挥着帽子向人们告别，人们看到他的卷曲长发还好好地长在头上，只是他来美国时带来的一条长毛狗，变成了短毛狗。

有一次，在下议院里，谢里登和另一位议员争了起来，他对这位议员言不由衷的行为感到愤慨，并当面指责他是个骗子、说谎家，第二天，下议院院长要求谢里登向那位议员道歉，因为他的话带有侮辱性。
谢里登回答说：我是说过那位尊敬的议员先生是个说谎家，这一点儿不假，对此，我深表歉意。

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1897年）年轻时就受到李斯特和舒曼的关注和帮助。
他一生扑在音乐上，勤奋地工作。
但他出身贫穷，父母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为了帮助家庭，他把挣来的钱都拿了出来，但总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
加之他父亲不善理财，花钱轻率，因此经常入不敷出。
有一次，勃拉姆斯离家外出，他对父亲说：要是你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我觉得最好的慰藉是音乐。
那时，请你翻翻我那本旧的《索尔钢琴练习曲》，也许你会消除烦恼的。
父亲并不懂他话里的涵义，也没当回事。
不过没几天，他手头就又拮据了。
这时，他想起了儿子的话，便找来了那本曲簿，看能找到什么慰藉。
谁知，翻开一看，里面竟夹着几张可救燃眉之急的钞票。

J．科佩（18421908年），法国著名诗人，1884年被选为法兰西院士。
有一次，一位不大出名作家的妻子跑来找科佩，请他在法兰西学院选举院士时帮他丈夫一次忙，她说：只要有你有一票，他一定会被选上的。
如果他选不上，一定会去寻短见的。
科佩答应照顾她的要求，投了她丈夫一票。
但此人并未选上。
几个月后，法兰西学院要补充一个缺额了。
那位太太又来找科佩，请他再鼎力相助。
呵，不，科佩回答说：我遵守了自己诺言，但他却没有遵守。
因此，我不好再覆行义务了。

英国作家、评论家G·K·切斯特顿（1874--1936年）身材高大，穿着讲究，可谓仪表堂堂，然而却天生一副柔和假嗓子。
不过他并未被难倒。
相反，有时候，他还能因此创造特殊的效果。
有一回，在他去美国作旅行前，举行了一次演讲。
演讲开始前，主持人用华丽的辞藻，喋喋不休地将切断特顿介绍给听众。
切斯特顿觉察到主持人的介绍太多太乱，听众似有厌倦之色。
于是等介绍完后，他站起身对听众说：在一场旋风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平静而柔和的微风。

美国影歌双栖女明星卡罗尔·钱宁（1921年出生）早年在夜总会卖过唱。
作为表演节目的一项内容，有时候卡罗尔小姐即兴回答一些听众提出的有关她的私生活的问题。
有一次，一位男士问她：你记得使你十分窘迫的时候吗？
是的，记得。
卡罗尔回答道：下一个问题呢？

一天，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伦郭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了切斯特顿。
能言善辩的切斯特顿向他讲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命题。
其中包括能量和权威的关系。
为了使自己的论述形象、生动，他举例说：要是现在有一头犀牛闯进这家饭店，不可否认，它在这里有很大的能量。
但是我会第一个站起来向它郑重宣告，它丝毫没有一点权威。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年），曾经是斯托夫人的邻居。
他比斯托夫人小24岁，对她很尊敬。
他常到她那里谈话，这已成为习惯。
一天，马克·吐温从斯托夫人那里回来，他妻子吃惊地问：你怎么不结领带就去了？
不结领带是一种失礼。
他的妻子怕斯托夫人见怪，为此闷闷不乐。
于是，马克·吐温赶快写了一封信，连同一条领带装在一个小盒里。
送到斯托夫人那里去。
信上是这样写的：斯托夫人：给您送去一条领带，请您看一下。
我今天早晨在您那里谈了大约30分钟，请您不厌其烦地看它一下吧。
希望您看过马上还给我，因为我只有这一条领带。

一天，美国女喜剧演员卡罗尔·伯内特（1934年生）乘出租车外出，到达目的地后，当她跨出出租汽车时，大衣后摆不小心给车门勾住了。
司机没有察觉，踩动油门，汽车徐徐前行，伯内特不得不跟着跑了几步。
一位行人见此情景，赶忙拦住了车。
司机帮伯内特松下衣服，关切地问道：没出事吧？
还好，伯内特气喘吁吁地说，可是，我还要再付你多少车费呢？

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年）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他订阅的一家报纸错误地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
不久，编辑收到一封吉卜林的亲笔信：我刚获悉我去世的消息，请别忘记把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名字从你们的订户名册上划掉。

意大利作家邓南遮（1863-1938年）是个猎取女性的高手。
一次，他见到女演员、舞蹈家邓肯（1878-1927年），便又想施展他的惯用伎俩。
他先是拼命地恭维、吹捧邓肯，之后，他以为得手了，就说：我半夜里来。
邓肯微笑着点点头。
邓南遮走后，邓肯开始忙碌起来。
她在房间里放满了丧礼用的白花，点上许多白色的蜡烛，还准备了肖邦作的送葬曲。
邓南遮果然兴冲冲地来了。
一身银装素裹的邓肯将他推到一把椅子上坐下，在他身上撒满白花。
然后，她叫琴师吹起送葬曲，她自己则翩翩起舞，并且一边跳舞，一边吹熄屋子时的蜡烛，只留下邓南遮身边的两支。
屋子里昏暗摇曳的灯影，在白花中闪着幽光，伴之以凄清的哀乐，使邓南遮毛发直竖，以为已经到了地狱。
当邓肯舞到他面前，又吹灭了一支蜡烛，正要吹灭第二支时，邓南遮恐怖得叫出声来，从椅子上跳起来，夺门而去。

1848年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年）答复一位先生的提问的公开信。
那位先生的信是：我有一个侄子是音乐家，他不知道怎样给他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写过那么多歌剧序曲，是不是可以给出出主意？
罗西尼在他的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是： 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条，连根绿菜都没有。
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威胁说：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甭想活着出去。
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不让他尝到鹅肝大馅饼的迷人的香味’

埃迪·坎托（1892-1964年）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美国喜剧演员。
他的合作人、制片家欧文·撒尔贝格是他的好朋友。
一天，他听说撒尔贝格生了个儿子，便赶忙发了一封贺电，电文写道：祝贺你的最新产品问世，它在被剪辑以后肯定会更好看。